“没见过本人，但托话的人说他参加过抗洪抢险，带过兵，不是那种耍滑头的。”金芷婷观察着丈夫的脸色，“我知道你烦这个，我也推过，但老家那边说得恳切，妈也不好意思总拒绝。我就传个话，具体你定，千万别为难。”
宋江点点头：“让他按正常程序走，到时候如果条件符合，组织部门自然会统筹。如果……他真有能力，恰巧又有合适的岗位，我不会因为他是找过关系就另眼看待。但反之，如果能力不匹配，就算找再多人，也不行。这个原则，你帮我回过去。”
金芷婷松了口气，她最怕丈夫觉得自己给他添乱。随即，她又想起另一件事，语气认真了些：“还有件事，是我自己想的，跟你念叨念叨。我一些同事朋友，孩子在市里几个重点中小学，经常听他们抱怨。现在学校里的风气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评优评先、职称晋升，有时候看的不是教学成绩多突出、带班多用心，而是看谁‘活动能力强’，谁‘背景硬’。一些埋头苦干、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，多年评不上高级，反而是一些教学水平一般、但特别会搞关系、弄材料的，升得快。老师们私底下议论多，挺影响士气的。教育是百年大计，老师心寒了，最终吃亏的是孩子。你们市委……是不是也该关注一下这类‘软环境’问题？扫黑扫的是硬暴力，这种体系内的‘软不公’，伤害可能更深更远。”
宋江的神情变得专注起来。妻子的话，戳中了一个他最近也在思考的问题。
扫黑清除了外在的“毒瘤”，但体制内是否也存在另一种形式的“梗阻”和“不公”，在侵蚀着不同领域的健康发展？
教育，无疑是最敏感、影响最深远的领域之一。
他没有立刻表态，只是缓缓说道：“你说的情况，很重要。教育局……我找时间了解一下。”